當資產不只是金錢，而是承載關係、照顧與人生選擇時，如何讓法律結構真正反映現實人生，成為高資產族群乃至一般家庭都必須面對的課題。 藝人曹西平驟然離世，生前曾多次公開表示，希望在身後將遺產全數留給長期照顧他的乾兒子 Jeremy。此一表態引發社會關注的焦點不在於情感對錯，而在於一個更現實的問題：乾兒子，是否真的能依其遺願繼承遺產？  

🔎 最重要的人，未必寫在戶籍謄本上

在法律制度下，「乾兒子」並非民法所認定的親子關係。若雙方未經法定收養程序完成認養，乾兒子在法律上仍屬於第三人，其權利與義務無法與親生或合法收養子女相提並論。

即使立有遺囑，指定乾兒子為受遺贈人，也仍須面對多項實務限制：

👉遺囑是否符合形式要件

👉是否可能被質疑立遺囑時的精神狀態

👉是否侵害法定繼承人的權利

這些不確定性，使得「有寫遺囑」與「遺願被落實」之間，仍存在明顯落差。在多數人的認知中，兄弟姐妹似乎是理所當然的繼承人。然而，依台灣民法規定，兄弟姐妹是否享有特留分，須視是否還存在配偶、子女或父母等更優先順位的繼承人。

但即便如此，實務上仍存在兩個關鍵風險：

👉兄弟姐妹可能仍為法定繼承人

👉若無人合法繼承，遺產可能歸屬國庫

即便曹西平的兄弟姐妹表達願意放棄繼承，也不代表遺產就一定會落到乾兒子名下；若法律程序無法順利承接，遺產最終仍可能因無合法繼承人而充公，反而完全偏離其生前心意。

從信託的角度來看，是制度設計與現實關係的落差，問題的核心，不是「想給誰」，而是「給不給得到」；遺囑只能「交代要怎麼分」，信託可以「設計資產一輩子怎麼被管理、怎麼守護家人」。遺囑比較像是「最後的交代」，而不是完整的傳承架構；如果希望資產不只順利分出去，還能被妥善保護、分階段守護家人，光有一份遺囑往往遠遠不夠。 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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